我在大學時代是個熱衷文學思想的人。怎麼會在還沒有人聽過「保育」 這個名詞的1968年，獻身投入自然保育，並且後來改行念了生物？

嫁給由美國來台灣的謝孝同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機。因為夫婿謝孝同，我在1967年開始賞鳥、參與鳥類繫放工作、學到基本的保育知識、也注意到當年野生動物的悲慘命運。謝孝同在台灣進行博士論文研究時，為了推動野生動物保育，積極地與許多政府單位接觸，希望政府至少設立「一個專職」來負責野生動物相關事務；我則是他全天候的文字及口頭翻譯兼秘書，包括去各地演講，為林務局舉辦野生動物保育研究培訓會議，推動狩獵法修訂，撰寫台灣野鳥圖鑑等等。很多當年我翻譯時使用的字彙，如今已是通用的名詞；當年他四處演講時，列舉的野生動物價值，至今還有不同作者沿用；他描寫鳥類鳴叫聲的方法，例如冠羽畫眉的熱情招呼，早已被賞鳥人廣泛使用，但卻並不知道起源來自於他。

我會毫不猶疑地投入謝孝同的工作，固然是因為傳統「嫁雞隨雞」的信念，但也與我的個性有著重要關係。我的父親是影響我個性與人格最大的一位，他的正直與誠信，奠定了我最基本的價值觀，他對動物的愛是我熱愛大自然的基礎，最重要的是，他從不曾讓我認為生命應該有侷限。在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，做為他的女兒，是我此生最大的福份。

很難想像當年若沒有考上東海大學，若沒有從物理系轉到外文系，我現在會是在什麼行業。可能不會認識謝孝同、與他結婚，讓他成為影響我此生最多的第二個人。小時候野孩子的習性，在協助謝孝同的過程中完全得到了合理性。為了要在推動野生動物保育時更有說服力，我決定改行念自然資源保育，但若沒有謝孝同的積極鼓勵與支持，我不可能完成學業，也不可能在他被調回美國後，繼續留在台灣工作直到今天。

另外，多年來我能持續參與台灣的自然保育工作，學以致用，是仰賴許多政府領導者和學界前輩的提攜，每次想到這些前輩們，都覺得必須加倍努力，才不辜負這些機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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